近日，发生于中关村二小的一起校园欺凌事件，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。被欺男童的家长所写的那篇《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，我要陪他向校园霸凌说NO！》，讲述了事件的经过和孩子所受到的刺激，提出校方需要“处理、惩戒施暴的孩子”，引发了无数家长的共鸣和声援，也让“校园欺凌”这一普遍却隐秘的现象得到了广泛的讨论。

但在巨大的舆论风潮之中，中关村二小于12月13日发布《关于“学生受伤害事件”的处理进展情况》，认定该事件为“偶发事件”，尚不足以认定涉事学生构成校园“欺凌”或“暴力”。校方这一“反转”的努力引发了进一步的争议。——关于校园欺凌，我们从没有明确的标准，也一直难以找到好的解决之道。

“霸凌”与“玩闹”的分界在哪里？如何避免霸凌的发生？如何应对“霸凌”造成的创伤？书评君分别采访了心理咨询师宫雪萍和一线小学教师冷玉斌，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、思考这一严肃的话题。

采写 | 新京报记者 张畅

1

心理咨询师这样讲

应该看见孩子，而不要只看见事

宫学萍，专栏作家，心理咨询师。曾为《心理月刊》特邀策划。《中国青年报》等多家媒体特约点评专家。

新京报：孩子在学校遭遇霸凌之后，校方或者家长经常会用“小孩之间闹着玩”来解释和安慰。如何区分“玩闹”和“霸凌”之间的界线呢？

宫学萍：如果不是当事人，谁都没办法去界定。这和“约会强奸”或者“有暴力色彩的性游戏”道理类似。从个体的层面，界线就是——双方的意志是否被尊重。双方都可以喊停的，就是玩闹或游戏；一方喊停，而另一方仍然继续的，就是霸凌。这在成年人当中很容易实现，但孩子很难。

从个人的视角来看，个人的意志可以左右行为，且行为可以随时暂停，个体不会因此而受损，有“主控感”——就不算霸凌。所以霸凌如何定性，应该由当事人来决定，由第三方（家长或学校）定性是不合适的，这应该属于话语霸凌。

新京报：从霸凌实施者的角度，有哪些因素会让他们对他人实施霸凌？他从中得到了哪些心理补偿呢？

宫学萍：小孩中的冲突游戏是游戏的一种。小朋友之间的打斗游戏，是双方都投入，结束之后双方心情都好，就是游戏。抢一个玩具、一个足球，抢夺唱歌谁站第一排，这属于冲突，但也不是霸凌。校园霸凌则是：以制造对方的痛苦为快乐，毫无目的。这和矛盾、冲突本质上不一样。

实施者和受害者的共性特点就是——他们社会交往的能力有欠缺。欺负别人的人，很容易让别人害怕自己，但很难在同伴中找到归属感，他们只能在小团体中占据高高在上的位置。这种人的形成有多种家庭原因：第一，在儿时的家庭环境中有施暴者，比如家长，让他们认为：世界分为打人和挨打。在他们的意识中，为了让自己不挨打，获得安全感，就只能成为打人的人。他们缺乏解决冲突的能力。二十年前这种家庭很多。

第二，孩子在两三岁时就能感受到自己的力量，比如推积木、撕纸。在成长过程中，他要学会把自己的力量掌控在一定范围内，这是他的社会任务，也是寻找自身现实感的过程。现在有些家长，看到自己的孩子占了便宜，就假装看不见，但其实这个孩子没有学会尊重其他的小朋友，除了听家长话之外，没有学会其他相处的模式。游戏是培养孩子之间人际关系的雏形，等这个孩子长大了，到了学校之后，他们缺少规则感，依然不会处理人际关系。

新京报：一般来说，哪些人更容易成为霸凌的受害者？

宫学萍：一般和同伴不一样的人比较容易成为受害者。但我们不能把相关当因果，因为也有这类孩子不会被欺负。

受害者一般有两个特点：第一，自我保护的权力感缺失。这些孩子不认为自己有躲开痛苦的权利，不会要求对方停止，只会忍耐。第二，自我保护上效能感的缺失。所谓效能感，就是一件事在没做之前，一个人对这件事是否达成，有一个自我的估计。

为什么一个人既没有权利，又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呢？这在更早的互动关系中就已经形成了：家长会长期过度要求孩子顺从或服从，但其实孩子需要为自己说话的空间，需要有主权的感觉，比如隐私、日记、房间、身体。一般来说，一个孩子在家庭里处于什么位置，就会在社交人群中处于什么位置。

一个人反抗和自我保护的意识，是需要成功经验的积累的。如果一个孩子没有这种经验的积累，习惯了顺从，是不可能突然去反抗别人的。如何对家长说“不”是一个人基本的人格能力，但我们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都没有看中这一点。

新京报：霸凌对于实施者和受害者的心理影响分别有哪些？心理干预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？除此之外，家长或学校还可以怎样降低或治愈孩子的心理创伤？

宫学萍：有一点需要注意，一个孩子长大后是否会成功，是否会畏畏缩缩，这和他小时候受没受过欺凌没有直接关系，而是他内心的图谱决定的。同样，欺凌他人的孩子长大后会不会犯罪，也没有直接的因果。

如果一个孩子在成长中，出现了一个正向的因素，比如一个正义的、温柔的人出现在他周围，他的人生观会不一样。成年人的示范、指导、引领作用对孩子很重要。至于心理治疗能不能抗衡和超越他家庭的影响，是很困难的。对未成年的孩子而言，家庭因素影响更重大。

有一点需要警醒：大人会把自己对一件事的反应，以为是孩子自己的反应。有的家长看到孩子受欺负，会到学校闹，其实是觉得自己被羞辱了；或者把孩子揍一顿，认为孩子给自己添麻烦了。这是家长搞不清是孩子需要，还是自己需要。如果一个孩子在学校长期被霸凌，并且升级为很严重的事件，说明家长对这个孩子的成长是有忽略的。

有的时候家长扑上去解决这件事，但孩子内心的声音没有被听到。我们应该培养一种能力，看见孩子，而不要只看见事。其实很多时候，孩子是有自己的愿望：怎样解决这件事的。我们要去关注被欺凌的孩子真正需要什么。

▼▼▼

关于校园暴力，宫学萍推荐阅读：

《小牲口》

作者：丁丁

版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8年1月

2

一线小学教师这样讲

最理想的，是让恶的种子不致萌发

冷玉斌，兴化市第二实验小学教师，曾获“中国教育报2015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”，著有《家庭学校：童年没有起跑线》。

新京报：在日常教学中，如何有效疏通和化解学生之间的嫉妒、不和、甚至仇恨？有哪些具体的经验可以分享？

冷玉斌：教育归根结底就是“师生关系”的经营。其中包括学生与学生的关系，教师与学生的关系，由此延伸出来的学生与家长，教师与家长，家长与家长的关系。任何一个教育教学行为，其实都牵扯这些关系，可不慎乎？

要我说“经验”的话，那就是对“师生关系”的理解，关注学生，尝试理解，以诚以善，把握发展，了解班级动态。最理想的，是在事件发生之前就能够观察到，让恶的种子不致萌发。就某校事件而言，且不提前因后果，单单将便纸篓拿起扔向同学本身，这本身有多少恶的力量驱使？这个扔篓子的同学平常在班上是什么情况？他（们）与被扔的同学之间，又是什么样的关系？对这些，本班老师此前是不是一无所知？我觉得，从来没有一个问题是纯粹孤立的，任何问题的发生都是一系列问题的总爆发。

新京报：目前，我们对于反校园霸凌的法治尚不完善，这是否可以由人治来弥补？比如，增进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，让老师关注到每个孩子的健康和成长？在当下国内的教育环境中，是否做得到？

冷玉斌：关注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，是最理想的状况。“爱的反面不是恨，而是冷漠”。师生关系无法良好维系的根本，不是不爱，而是冷漠。但在一个时常被撕裂的社会，教育也无法独自美好。身为老师，我只能作个体的努力，对于整体状况，并不乐观。

新京报：当下的学校教育对于考试和成绩的重视，往往高于对于孩子身心发展的重视，从教师的角度，如何平衡考试和身心发展的双重需求？

冷玉斌：该作为的不作为，教师不能承受如此之重。努力这么做的教师，也多为个体之力——其实，该平衡的难道只有孩子？这种情形，对教师也同样构成伤害。

新京报：您的《家庭学校：童年没有起跑线》一书探讨了如何让家成为最好的教育现场，可否谈谈家庭教育对于孩子习惯和观念养成的重要性？

冷玉斌：家庭教育非常重要，它并不是“霸凌”问题的核心，却是一切教育的起点。当图画书《团圆》在国外获奖，除了为作品喝彩之外，必须看到，这册书所反映的普遍问题——无处不在的留守儿童的泪与痛——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，家庭已经名存实亡，还谈什么家庭教育啊。

新京报：从儿童的阅读体验来说，多读一些真善美的内容是否有助于他们对这个世界心存善念，减少暴力行为？有没有哪些合适的儿童阅读的书目推荐？

冷玉斌：这类的图画书很多，先推荐一本《喂，小蚂蚁》。某校事件或说“霸凌”现象，都是“生命”意识的淡漠，生命教育并未如人所希望的那样，在学校里得到了很好的落实与发展，所以我再推荐刘清彦著的《阅读里的生命教育》，教师、家长、孩子都可以读。

今天中午，我读到作家北村的新作《安慰书》里的一句：“我又转念，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。看哪，受欺压的流泪，且无人安慰；欺压他们的有势力，也无人安慰他们。”忽然想，这两日，在滔滔“霸凌”议论里的那几个孩子，正是这样吧。

▼▼▼

关于校园暴力，冷玉斌推荐阅读：

《喂，小蚂蚁》

作者: (美)菲利普·胡斯 /汉娜·胡斯 文 /(美)黛比·蒂莉 图

版本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2012年8月

《阅读里的生命教育》

作者：刘清彦

版本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2016年4月

当我们从家庭的影响、老师的关照去“处理”校园霸凌这一话题，固然触及根本，但也并非没有它的无力。——防患于未然当然理想，但当霸凌已经发生，如何处理？中关村二小事件掀起的争议、讨论和所谓的“反转”，都在证明，我们面对校园霸凌现象，缺少明确的标准和处理方法，所以往往处于含混的模糊地带，最终不了了之。

我们期待更有效、成系统的处理标准，乃至于相关的法律规定。比如在美国，学校预防和处理霸凌问题比较成体系：发现霸凌迹象上报专门的反校园霸凌组织，让专家进行评估，根据等级的不同，采取相应方法；从幼儿园起学校教育就教孩子们如何识别霸凌，如何求助；2015年美国通过反霸凌法，将惩罚权交给学校，严重时可以司法介入。也许，需要既有这样严格的界限和措施，又有能够更体贴、深入地关注到孩子们心灵的成长环境，才是“校园霸凌”的最佳处理之道。